中国试图“埋葬”零新冠时代的记忆和创伤

本月初，伊芙琳·马 (Evelyn Ma) 的两岁女儿出现持续高烧和严重咳嗽的情况，她和丈夫开始担心。

夫妇俩决定带女儿去济南市附近的儿童医院就诊。

但当马女士抱着女儿走进门时，她发现现场一片混乱。

马女士今年36岁，在中国东北的山东省担任销售代表，她告诉半岛电视台：“医生和护士在排着长队等待就诊的病人之间忙碌，甚至有人坐在地上、靠墙。”

十月初，中国流感、肺炎、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普通感冒病毒病例急剧增加，尤其是在儿童中。到了下个月，就医人数激增，给医院带来了压力，尤其是儿童医院。

马先生说：“我们一大早就到了医院，但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才见到医生，我想那只是因为我女儿的症状很严重，我和丈夫才大惊小怪的。”

不断上升的感染病例和未确诊肺炎的报告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人们担心世界正处于另一场从中国蔓延开来的新型大流行病爆发的边缘，此前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COVID-19 也首次以未确诊肺炎的形式出现。

但在向中国索取数据后，世界卫生组织（WHO）得出结论，没有必要感到恐慌，因为有证据表明没有新的病原体。

病例数量的激增似乎更多地反映了因该国长期的疫情封锁而受到抑制的疾病再次复发。

马女士的女儿很快就康复了，但这段经历却勾起了她痛苦的回忆。

“我最后一次去医院是在去年 12 月底，当时我也坐在挤满咳嗽患者的拥挤候诊室里，”她说。

马云说：“当时我正握着因新冠肺炎而病得很重的奶奶的手。”

就在几周前，由于中国多个城市爆发抗议活动，反对继续实施封锁，中国政府放弃了作为中国所谓“零新冠”政策支柱的严格的新冠疫情措施。

在此之前的三年里，零新冠政策以抗击疫情的名义定义并限制了中国人与他人以及与外界的互动。

马云说：“零新冠政策让很多人受苦，政策结束后也有很多人死去。”

“因为那件事，我和我的家人至今仍心有余悸。”

心理健康问题

马的祖母于一月初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大约在同一时间，来自深圳的29岁翻译王莉莉（Lily Wang）的祖母也因该病毒去世。

她将自己的死亡归咎于当局突然决定放弃“零新冠”政策。

王女士告诉半岛电视台：“如果他们早点警告我们，或者给我们时间准备，我们也许能够救她。”

该政策突然终止后，一波感染浪潮席卷了中国，对中国老年人构成了特别大的危害，到 2022 年 12 月，只有 40% 的老年人接种了加强针。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中心公共卫生科学部的 Hong Xiao 和 Joseph Unger 于 8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与前几年同期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近 200 万。

虽然王奶奶的去世对她全家来说都是一个创伤，但2022年全年中国城市实行的严格封锁，对王奶奶个人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创伤。

为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她所居住的南方城市深圳的社区曾被多次实施长达数月的全面封锁。

她说：“我们不被允许外出——甚至不允许伸伸腿、买点东西或倒垃圾。”

当时，王女士独自一人住在一间小公寓里，政府提供的食物经常无法及时送到她的公寓。

“我又饥饿又孤独，陷入了困境，我开始患上恐慌症，”她补充道。

新冠疫情政策一结束，她就搬出了公寓，回到了父母家。

她说：“疫情结束后，我就不能再呆在公寓里了。”

“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然很难独自待上几天。”

来自济南的马先生也在努力进行精神康复。

她说：“与 2022 年之前相比，我现在对未来更加担忧。”

在她家所在社区被封锁期间，他们也遇到了食物供应延迟的情况。

“现在，如果公寓里没有多少食物了，我就会感到紧张，所以我会确保冰箱和冰柜里有大量的食物，以防万一，”她解释道。

来自上海的 31 岁程序员侯峰自 2022 年 4 月至 6 月上海实施严格封锁以来，也一直睡眠不足。

侯先生告诉半岛电视台：“那段时间，我们楼里的人联系了当局，互相指责违反了新冠肺炎规定。”

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居民必须持续接受 COVID-19 检测，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则必须向该市的一个隔离中心报告。

侯先生亲眼目睹他的邻居在检测呈阳性后拒绝主动离开，尖叫着被当局拖出家门。

他仍然会做噩梦，梦见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破门而入，把他带到隔离设施。

“封锁期间，我看到了中国一些非常糟糕的一面，这是我以前从未想过会看到的。”

轰轰烈烈的成功，悄无声息的失败

侯先生表示，虽然“零新冠”政策以失败和创伤告终，但最初还是相当成功的。

他说：“2020 年和 2021 年，我们很幸运没有在中国真正感受到疫情的影响。”

尽管对武汉最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反应迟缓，但中国当局随后成功控制了疫情，到2020年中期，生活已恢复正常，社会秩序也已恢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中国公共卫生政策发展的助理教授闫龙表示，这与西方几个高收入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国家的卫生服务在疫情刚爆发时就陷入了困境。

这也使“零新冠”政策成为中国民族自豪感的源泉，也让中国领导层有机会至少在国内展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等国家。

朗告诉半岛电视台：“这是一种说‘看，民主失败了，我们成功了’的方式。”

然而，随着更具传染性的新冠病毒变种（如奥密克戎）的出现，这一成功开始受到挑战。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持续的大规模检测和实施封锁，但这些措施未能阻止新的疫情爆发。

朗说：“零新冠政策在财政上变得不可持续，在科学上也不可能，同时人们对该政策的信心也开始急剧下降。”

“到 2022 年，新冠疫情不再是最大的恐惧。人们更担心的是封锁带来的混乱。”

来自上海的侯先生也认为，零新冠政策到最后给人的感觉比新冠疫情更糟糕。

他说：“这项政策让我的生活变成了人间地狱。”

侯先生知道，很多人在封锁期间以及随后的社会迅速开放中都经历过创伤。

“但与我不同的是，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不想谈论新冠疫情。他们只想忘记它，”他说。

学者龙先生怀疑，在经历了那场灾难之后，中国人民是否还有机会从伤痛中恢复过来。

她说：“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没有关于 COVID 的讨论，也没有反思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当你埋葬记忆时，你就不会学到任何教训，这意味着无法保证不会再次犯下同样的错误。”